国家体育总局对各运动管理中心的职能调整再次引发行业关注，资深体育人士魏纪中在专栏中指出，尽管多年来体育体制改革不断推进，但总局与各运动管理中心之间“管办不分”的问题依然存在,这已成为制约中国体育现代化治理的关键瓶颈。

改革历程与现状

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经历了多次调整，各运动管理中心作为体育总局下属机构，既承担着项目管理、赛事组织的“办体育”职能，又行使着行业监管、规则制定的“管体育”权力，这种双重角色在特定历史时期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，但随着体育产业市场化进程加速,其弊端日益凸显。

魏纪中在专栏中回顾，2015年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出台时，曾明确要求“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”，足协改革被视为管办分离的试验田，然而近十年过去，多数运动管理中心的改革仍停留在表面，核心的职能分离、人事独立、财务自主等关键环节进展缓慢。

管办不分的现实表现

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通常同时兼任相应协会的主要负责人，重要决策仍需体育总局审批,这种架构导致几个突出问题：

第一，职能冲突难以调和，当管理中心需要同时考虑竞技成绩、市场开发、行业监管和公众利益时，往往优先保障竞技成绩，导致群众体育、体育产业等其他职能被边缘化。

第二fifa club world cup，市场活力受到抑制，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时，常常面临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”的不公平竞争环境，商业赛事审批、运动员经纪、赞助合作等领域的隐形壁垒依然存在。

第三，问责机制模糊，当项目发展出现问题时，行政责任与行业责任相互推诿,难以建立清晰的绩效评估和责任追究体系。

深层阻力与改革难点

魏纪中分析,管办分离难以深入推进有多重原因：

体制惯性是首要因素，现行体制下，运动管理中心掌握着国家队组建2025世界俱乐部杯、教练聘任、国际交流、经费分配等核心资源，分离意味着权力重构,涉及多方利益调整。

专业人才断层也不容忽视，长期行政化管理导致专业体育治理人才储备不足，一旦快速分离,可能出现管理真空。

大型赛事成绩压力始终存在，在奥运会、亚运会等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仍是重要考核指标,这强化了行政力量直接干预项目发展的路径依赖。

国际经验与本土化路径

专栏对比了国际体育治理模式，欧美多数体育发达国家实行协会完全自治，政府仅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体育服务；日韩等国则通过法定机构进行间接管理，这些模式虽不能照搬，但其核心原则——清晰界定政府与体育组织的权责边界——值得借鉴。

魏纪中建议,中国体育管办分离应采取渐进式路径：

明确体育总局的宏观管理职能，集中于战略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绩效监督和公共服务提供,逐步退出具体事务性管理。

分项目、分步骤推进管理中心实体化改革，对于市场化程度高、社会基础好的项目（如篮球、马拉松），可加快协会独立运作；对于依赖国家投入、专业性强的小众项目,可保留一段过渡期。

第三，建立“负面清单”管理制度，明确列出体育总局保留的审批和监督事项,清单之外则完全由协会自主决定世俱杯官网。

第四，完善体育仲裁和纠纷解决机制,为管办分离提供法律保障。

近期举措与未来展望

据悉，体育总局已在一些领域进行试点，近期部分运动项目的商业赛事审批权已下放，运动员个人代言管理也有所放宽，但这些措施尚未触及人事、财务等核心领域。

2025年体育总局机构改革方案中，提出了“强化战略管理、弱化直接干预”的方向，具体措施可能包括：调整内设机构，将项目管理职能归并；修订各协会章程，确保其独立法人地位；建立跨项目的体育产业服务平台,减少行政垄断。

魏纪中强调，管办分离不是简单“放手”，而是构建新型治理关系，体育总局需要从“前台主导”转向“后台服务”，从事无巨细的管理转向标准制定、过程监督和绩效评估，各运动协会则需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，建立现代法人制度,提升专业化和透明度。

中国体育正处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的关键阶段，管办不分体制虽曾发挥历史作用，但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，推进管办分离，不仅是机构调整，更是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，这需要顶层设计的勇气，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，只有真正实现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在体育领域的良性互动，才能激活体育产业的创新活力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,最终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。

体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，每一步都需统筹考量，如何在保持竞技体育优势的同时释放市场活力，如何在放开管制的同时防范行业乱象，这些平衡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，但方向已然明确：构建权责清晰、依法自治、运转高效的体育治理体系,是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